一次短篇小说大赛规定作品要涉及政治，宗教、性以及悬念。
结果得金奖的小说是这样的：
上帝啊，女王怀孕了，谁干的？
相信大家都读过这一则笑话。笔者在想：如果一国的首相祷告，算不算是某层度的政教“合一”？也许我们会认为政治人物参加崇拜或祷告，那是属于“私事”。但我们不能否认个人对宗教的热诚或坚持，会影响他的处世方式。奥巴马总统就是很好的例子，他的施政方向也受到一些牧者的影响。如果有一天奥巴马在崇拜中，听见有关“和平”的信息，而决定把美国所有的军事武器毁掉，不再打战。这样看来，政治人物参与崇拜就不算“私事”了。为此，政教「分离」或「合一」，该如何定义呢？
有关学问，《礼记•中庸》第十九章中提到：「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」。这并非要求读者囫囵吞枣地阅读；而是表示读者阅读再多的书籍，也必须将所得到的知识进一步仔细地审查、严谨地思考、并且明确地辨别，然后方可实行或应用。
阅读是一个「主动式的思维活动」，而不是被动式的吸收过程。笔者假设阅读者基本上已掌握两方面的知识——语言上的知识以及与该读物有关的一般知识。为此，读者才会「主动」并有目的地去阅读以获取相关资料。而在阅读中，读者已掌握的知识与新的资讯产生相互的作用，形成了作者与读者的交流。透过写作，作者把他或她所要表达的资讯传递给读者。透过阅读，读者以本身所掌握的知识尝试诠释或解读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，读者也必须考虑到作者所处在的环境、文化、背景，以及有关经验，以避免对作者的原意产生误解。
笔者觉得李炽昌从《诗经》与《诗篇》的跨文本平行阅读，并尝试以剖析两个文本的哀歌形式，进一步探讨人性课题，实属创意并十分贴切的。哀歌即人类对「天」或「全能者」的呼唤，并展现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。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受恶势力的欺压，很多时候哀歌就反映了诗人对所处的境况感到哀叹、忧伤、怨恨，或苦毒等。这一切都在哀歌里赤裸裸地展现出来。
笔者深深体会到人总是在困境和挣扎中，才能看见自己的渺小与无助，才会懂得去寻求那一「天」或「上帝」。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。在欢乐中、在舒适的环境里，就忘记了有那么一位至高者的存在。
面临功课压力的神学生，是否会转向「天」？当面对讲师的“逼迫”时，神学生是否也像《诗篇》与《诗经》的诗人一样发出说不出的叹息呢？
本文只是回应： “政治分离：新加坡的小个案”， 《政教分离是个神话？》，（钟志邦著；香港：研道社，2009）： 167 －184
其实笔者并不觉得钟志邦的立场模棱两可，只是处理得比较谨慎。在引用实例方面作者处理的非常小心，常常会看见：「本文引用这个例子的目的。。。」、「上述三个论点是要说明。。。」毕竟新加坡人写新加坡事，还是小心为妙。再者，钟志邦已经申明他只是「尝试尽量客观地说明新加坡政府处理『政教』问题的方式」，所以不能主观地提出见解或具体的评论。
虽然如此，笔者觉得作者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——什么是「政教分离」？什么又是「政教合一」呢？新加坡的例子到底是分离还是合一？所谓的「分离」是否意味着政治领袖们不能干涉宗教机构的运作或活动，即使该宗教组织威胁着国家的安全与安宁？抑或宗教人士不能参与任何政治活动，包括给予建设性的意见与评论？宗教人士只能在政治人物打压人民的时候，保持静默或祈祷？政教「合一」或「分离」需要被定义，而这时一项极富争议性的艰巨重任，笔者不在此赘述，也无法在一个帖子尽述。
马来西亚的独特性，在于她是一个拥有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社会，而两者的关系是密切的。在宪法的定义下，所有马来同胞都是回教徒，而86.6%的华裔同胞是佛教徒，84.1%的印裔同胞是兴都教徒[1]。为此，当政治领袖在面对不同的种族的议题时，也等同处理各别宗教群体的问题。笔者认为政治与宗教处于一种互相取利的互动关系（interaction）里，科学上称作Symbiosis 或mutualism。在大自然接里，算是一种「和谐的生存方式」，置于政教是否可能以此“生存”，又是另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。o(∩_∩)o
《圣》文好比《开放的文本》[1]的缩影，抑或《开放的文本》更深入的解释了《圣》对圣经研究与公共神学的初步/基本概念。笔者甚至认为，若读不懂《圣》的读者，更需要《开放的文本》成为您的指引。
谢氏除了要藉此思考、梳理甚或建构汉语基督宗教的公共神学之外，更无形间为我们敲响了现今教会建构及落实公共神学的警钟。在探讨继续探讨下去前，笔者认为必须先认同的是圣经研究的公共性之可能。若圣经研究只是私有化/只限于基督见群体的一种学术活动，那么圣经与公共生活之类的谈论将显得毫无意义。
笔者认为，谢氏对创世记1: 26 – 31的皆趣性解读，在学术上系属革命性及创意性的论述[2]。藉着神、人关系的建立，而设立了『生养—治理—管理』的基本生存法则。这生存法则是给予全人类的，并不为某一族的人私有。虽然创世记的叙事里，这规则似乎渐渐地从全人类，演变成一个人/一个族群。但神最终的关怀仍具其公共性及普世性。
圣经研究与公共神学初探《创世记》中的公共性与《妥拉》中的立国精神接下去的部分就具体地分析了这一点，无需在此敖述。
[1] 谢品然:《开放的文本》（香港：研道社，2009）
[2] 谢品然:《开放的文本》（香港：研道社，2009），页7 - 12; 28 - 36。
将传道人比作专业人士，或说传道工作的专业化，是否代表传道人的雇工化，教会的机构化？果真是自然的后果吗？其实梁家麟所谓的传统传道和“现代传道”也同样面对雇工化的问题。教会的『聘用』或传道人的『工资』，就如梁家麟所说：『一直是一个富争议性的问题』。由此可见，『雇工化』不是『专业化』的产品；而是一直都存在着的问题。
话说回来，传道人的工作曾几何时变成一个职业呢？笔者认为，“专业化”其实是个人或教会群体怎么去定位传道人的身份。例如，旧约圣经里：
大祭司可以被看为CEO；
其他祭司就是总经理；
利未人也就是员工；
圣殿或会幕就是他们的办公室；
以色列民就是他们的顾客。
以一个企业的组织去定位旧约中的神职人员，并没有冲突，他们有同样的功能、同样的运作模式、同样需要专业知识等。首席执行员——大祭司只是在执行上帝给他的任务。笔者认为“专业化”并不一定存在，仍在与信徒如何去看待牧者或传道人？是圣职人员抑或首席执行员？传道人本身又如何定位自己？若教会或传道人带着“专业化”的视角去看待传道工作，而这一份需要召命的圣职就会被“专业化”。
笔者思忖着另一个问题：所谓的“专业化”是否也将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了神学院的神学教育制度、方向与进路？神学院是否为了满足教会的需求而尽力栽培出“专业的”传道人？传道人也是否尽力地被塑造为“专业人士”？
笔者认为梁家麟博士亦提出了比专业知识更重要的——神学院没有教的课程：牧者心怀训练班、温柔导论、喜乐操练基本课程等。『总要在言语，行为，爱心，信心，清洁上，都作信徒的榜样。』提前四12。
